中新社北京7月4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型现代化

　　作者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明，也是向内凝聚成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成体系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国家观、社会观、天下观，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共同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海纳百川、光泽四海，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文明内在蕴含了现代化因素与现代转型动力，当面临西方式现代化挑战时，中国并非简单接受外来现代化模式，也不是依附于现代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而是在西方冲击下进行自主性回应，推进文明型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路。

　　文明型现代化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现代化。

　　一是主导型现代化，西方文明通过征服、殖民等方式，推动西方文明成为全球主导的现代文明。二是依附型现代化，大多数拉美、非洲、亚洲国家不具有内生现代化能力，只能通过全盘接受西方模式向现代化转型。三是文明型现代化，少数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遭遇西方式现代化冲击时，表现出强大的文明韧性。

　　不同于依附型现代化，文明型现代化有四个特征：

　　一是内生现代性，这些国家自身具有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条件，而在西方冲击下，这些条件成为本国现代化的文明根底处生生不息的力量；二是文明主体性，即面对西方现代化冲击时能选择性吸纳外来文化，并内化为自身文明有机组成部分，推动本国现代化转型；三是自主现代化道路，即能实现现代化模式的创新，突破现代化过程中“外围—中心”的依附格局；四是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现代化经验，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提供动能。

　　中华文明的内生现代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常被放在外生现代性视角下解释。例如，一种范式认为，现代性是人类历史大分流的产物，大分流塑造了欧洲的独特性，使其成为现代性发源地，在“中心—边缘”结构下，现代性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扩散，给这些国家带去现代化。另一种范式则将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种回应表现为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程，摧毁了传统社会结构，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

　　大量历史研究表明，现代性不只源于西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

　　现代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民主制。中国历史上，从民间选拔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决策过程注重协商等都具有民主因素。真正的民主，不但需要人民参与政治，还要政府主动服务人民。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本主义传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服务人民的“输出端民主”，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侧重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输入端民主”的纠偏。今天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恰恰是输入端民主和输出端民主的有机结合。

　　现代政治的另一个特征是法治。中国具有应用法律进行治理的悠久传统，虽然其“伦理法”取向不同于“权利法”，但形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文法体系，被学者称为“中华法系”。秦代“明法度、定律令”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形成的《唐律疏议》等法典，其体系化程度和逻辑严密性具有显著先进性。7世纪，日本遣使到中国学习，通过吸收唐律，结合本土传统进入了律令制时代。

　　科技革命是现代化的动力。不同于西方“求知”科学传统，中国形成了悠久的“求用”科技传统，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科技大国。除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还有天文领域的干支、阴阳合历，数学领域的十进位值制、算筹记数、勾股容圆、珠算，医学领域的经脉学说、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农业领域的水稻栽培、茶树栽培，制造领域的瓷器、火铳、钢铁冶炼技术等。这些重要发明创造，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上，中国制造业在多个领域长期领先。例如，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创造了生铁冶铸术，并经过长期技术发展形成了规模化钢铁冶炼加工体系，而欧洲到14世纪才使用生铁。同样，中国在造纸业、印刷业、纺织业、军事工业等欧洲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都形成了早期的技术发明。

　　航海革命是西方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中国是大航海的先行者。15世纪初，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早近一个世纪，船队有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宝船”，帆、舵、水密舱壁、减摇龙骨等技术领先。

　　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国在宋代进入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所说的“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精细化的生产分工形成，城市由唐代的坊市制变为商业都市。北宋时期源于四川的“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了600多年。

　　也许没有外来冲击，中国这些内生现代性因素也能转变为现代化进程。但历史不能假设，内生现代性不等于现代化，内生现代性因素也不等于现代化形态。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需要在内生现代性、外生现代性、本国现代化创新的结合中加以理解。

　　创造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

　　梁启超曾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然后知不足”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器物层面，第二期是制度层面，第三期是文化层面。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发展，能发现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创造了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

　　物质文明新形态方面，中国不但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物质落后的面貌，还从多方面将人类现代物质文明推到新高度。其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奇迹，短短几十年从一个物质匮乏国家转变为物质丰裕国家。其二，中国将人类制造业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涵盖高中低端、能持续升级和快速调整、具有高度性价比和韧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其三，中国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具有高度便利性和低成本、采用最新技术的基础设施网络，将人类建造文明推向了新高度。其四，中国再次走在世界科技创新浪潮前列，各种科技突破层出不穷，用科技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千家万户。

　　制度文明新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又超越了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为本体的新型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将社会主义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形成了既充满竞争活力又能让发展成果为普通人共享的“共益型市场经济”。

　　精神文明新形态方面，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原生文明之一，独立起源、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和实践道路不同于西方，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的精神世界。伴随着物质文明发展，中国也正创造着影响世界的新的精神财富。中国的文明型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弥补了人类面临的文明赤字，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方向。(完)

　　作者简介：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从事五年规划、中国道路研究，探索中国学术话语构建，提出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七权分工等新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