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黄连都被野猪拱了。”3月6日，在四川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会场，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绍容发言说，村民原本一亩地毛收入可上万元，但被野生动物致害后，按照赔偿标准只能赔几百元。

　　今年全国两会，“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直击野生动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矛盾，引发代表热议。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显现，野猪进城、猴群进村、黑熊伤人等现象频上热搜，“人兽冲突”问题日益凸显。用生态补偿缓解“动物之害”，四川各地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如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保险行业人士，共同寻找答案。

　　动物之害

　　多地出现野生动物致害事件 北川4年内发生1400余起

　　“每当农作物正要成熟或半成熟，就频繁遭受野猪、

　　猴子、野鸡等野生动物的损坏。”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望春说，尽管农民们想尽办法，还是挡不住这些“不速之客”，辛苦栽种的农作物遭到破坏，这不仅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还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

　　如何既有效保护好野生动物，又避免野生动物对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及业内专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丹巴县章谷镇水子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德春，还把野生动物“作案”的照片带进会场，直观呈现出野生动物侵害庄稼的场景。

　　2024年11月20日凌晨，绵阳一头黑熊闯入村民家中，将女主人击倒，致其受伤住院，男主人用斧头将黑熊击杀。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绍容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近年来，她接触过不少野生动物致害事件，其中涉及的动物主要有野猪、黑熊、猕猴、鹰等，其中以野猪、猕猴最为严重。

　　“全县所有乡镇均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发生。”余绍容调研发现，2021年3月至2024年11月，北川发生野生动物致害事件1400余起，年均农作物受损面积达1000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余万元，且每年均有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发生。

　　不仅仅是雅安、绵阳，随着四川境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在甘孜、广元、达州、巴中等地，野生动物致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达州、巴中等地的山区，野猪时常下山觅食毁坏农作物，让村民遭受损失。”全国人大代表、瓮福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质量管理部技术人员吕祖艳说，最近几年，川东北地区野猪致害情况备受关注。

　　现实之困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有政策 但并非所有报案都能获赔

　　野生动物致害的损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靠政府补偿能否解决问题？

　　3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林草局获悉，2018年以来，四川省通过试点探索保险补偿模式，历经五年修订完善补偿办法草案，最终推动省级政策落地。2023年1月，《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县级政府为补偿主体，规定了人身伤害优先补偿原则、财产损失补偿比例(如农作物按市场价50%补偿)及申请流程。

　　然而，余绍容调研发现，省级政策明确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主体为县级政府，但无上级专项资金支持，且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地方多为偏远地区，地方财政困难，无力长期投入资金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工作，野生动物致害保险难以持续开展。

　　一组来自北川的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北川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保险，县政府安排了专项资金，但随着野生动物致害事件逐年增加，保险费用由2021年的14.98万元逐年增加到了2024年的54.8万元。“今后地方财政是否还能继续投入？”余绍容有些担忧。

　　保险，是政府补偿的重要补充。为此，四川通过试点探索，逐步构建了“政府投保—公司理赔—群众受益”机制，目前已形成了一套从案件申报到现场核实、赔付审核、赔款拨付的标准化流程。

　　“并非所有报案都能获得赔付，这涉及理赔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取证和认定，这是理赔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中国人寿财险广安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助理韩佳杰解释，接到报案后，他们必须现场查勘，如何证明损害确是由野生动物造成，很难。他举例说，如村民报案家禽丢失，就需要多方证据来确认。

　　韩佳杰介绍，野生动物致害通常会留下可追溯的痕迹，包括毛发、啃食痕迹、血迹、足迹等，都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重要证据。另外还要考量野生动物致害是否发生在保险约定区域内等客观因素，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理赔。绵阳曾发生野生黑熊破坏玉米地并致人受伤事件，赔付金额达数万元。与之相对，也出现过几百元的小额赔付案例。

　　解题之策

　　建立生态保护责任共担机制 实行政府补偿+多元筹资

　　野生动物频繁下山，和人类“抢地盘”，如何解决？郑望春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加以指导。例如，对受到野生动物侵扰的地区，建议设置专人专岗，定期采取专业驱赶或合理威慑等保护措施。

　　“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人为开发活动的干扰。”吕祖艳注意到，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责任共担”机制，“这些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她建议，四川可尝试以野生动物栖息地为中心，划定辐射周边20公里的协作区，建立补偿资金池和联合执法队，逐步化解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冲突。

　　事实上，在乐山、雅安等地，已有为人与动物“划界”、对猴群实施诱捕迁移等探索。

　　峨眉山景区采取“人猴分离”措施，于2020年在清音阁猴区建立人猴分离观赏试验区和缓冲区，实现人与猴各自活动。据景区管委会三年观测数据，试验区内猴群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合理的猴群增长率且无猴群伤人事件发生。

　　雅安市汉源县王宝山，猕猴种群数量已超过当地承载量，人猴冲突较为突出。基于“适量猎捕、总量控制”原则，政府计划在2025年诱捕猕猴20只，解决猕猴泛滥，破坏农作物、果树等问题。对群众的损失，汉源县林业局已申请财政资金购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暂无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可按照《汉源县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实施细则》申请补偿。

　　在四川省林草局公开的资料中，多次强调“保护优先”“人民至上”原则，提出“既要保护生态平衡，也要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倡导通过保险市场化手段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性保险产品，很多地方都在推广。”韩佳杰介绍，以广安岳池县为例，2023年该县通过财政全额出资投保野生动物致害险，实现县域内城乡居民全覆盖，保障范围则包括野生动物致害导致的人身伤亡、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农作物损失和家畜死亡赔偿。这种“政府统保”模式，与多地的创新形成呼应，“有些地方是多元筹资，例如村集体、村民集资参保。”

　　余绍容则建议，制定统一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细则，细化补偿范围、简化补偿程序、提高补偿标准。例如规定补偿标准下限不低于市场价的80%、资金按比例逐级分担等，将野兔、鸟类等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致害纳入补偿范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李庆刘彦君王祥龙杜卓滨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