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题：从楚文字到英文，“清华简”如何走向世界？

　　——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曾玥

　　2008年，约25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被学界称为“清华简”，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近年来，清华大学不断深化“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以每年一辑的速度公布整理报告，并与外国专家团队合作，启动编纂“清华简”校释和英译系列丛书，促进海内外传播。

　　从楚文字到英文，“清华简”走向世界的过程离不开中外专家的通力合作，荷兰学者武致知(Rens Krijgsman)就是其中一位。他四年前入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不仅负责系列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而且充当中外团队沟通的“桥梁”。近日，武致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其助力“清华简”走向世界的故事，分享背后的文化体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学术价值？请简要介绍翻译“清华简”的流程及难点。

　　武致知：“清华简”反映了战国时代楚地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的实际面貌，其中大多数文献内容未曾传世，对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学术史而言十分珍贵。“清华简”一经公布，便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利用“清华简”开拓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具体到“清华简”的翻译工作，可以从释读讲起。释读作为“清华简”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在楚文字的隶定(用现代文字的结构转写古文字的字形)乃至简册的编排等工作展开时就已经开始。“清华简”释读先由各小组拟初稿，再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体人员讨论，最后形成定稿。编写校释时，学术界最新的可取意见、新的缀合(把原来竹子的碎片拼接回原貌)、新的红外照片、新的考古发现等信息都会纳入考虑，与释读结合形成最终的校释本。

　　我参与的英译工作比较像校释工作，区别在于前者是将楚文字翻译成外文，后者则是译为现代中文。我们会以“清华简”原文为基础，同时结合释读、校释以及学术界对“清华简”的最新认识对每卷做初步翻译，再与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主任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组建的翻译团队进行大约每周一次的线上讨论，逐步完善译稿。

　　翻译丛书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内容和版式是前所未有的。英译使用夏含夷提倡的版式，即横排逐行将楚文字、严式隶定文字、宽式隶定文字、英译等四段呈现出来，如此对一枚一枚的竹简进行翻译，最后再附整篇竹书的中英全文，有助于读者顺着文本畅读。这在世界上基本没有先例，因此在编辑、排版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需要花很多心思。

　　中新社记者：“清华简”哪些翻译令您印象深刻？参与这一过程，您有哪些收获？

　　武致知：译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6：〈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时，我对“清华简”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里面涉及到的文本包括《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子仪》等横跨郑、晋、赵、秦、楚等国的历史叙事，充满历史记忆和文学色彩。这些简册有着巧妙的比喻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在世界历史和文学史上受到关注。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郑文公问太伯》中的一句话。太伯对郑文公说：“古之人有言曰：‘为臣而不谏，譬若馈而不弍。’”(作为臣下而不进谏，好比进献食物而调味没有二选)英译即“The people of old had a saying,‘Serving as minister and not remonstrating, can be likened to serving food without an alternative.’”简单的一句话却充满哲理和价值。其虽讲述的是为臣之道，但翻译的价值也蕴含其中。通过翻译他人、他国的古典文献，我们可以理解他者的多面智慧。也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其文化内涵。

　　参与这项工作让我收获非凡。通过阅读、诠释、翻译“清华简”古文本，增进了我对中外同行的了解。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极大努力，没有他们严谨的学风和辛苦的考释工作，这些文献就没法走向世界。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将为海内外学界了解、利用“清华简”提供哪些帮助？这对于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发挥了哪些作用？

　　武致知：系列丛书用英文系统介绍、阐明“清华简”最新研究动态、文本理解的难点、学术与历史背景等，为理解“清华简”和古代中国出土文献提供直接帮助。文本的逐句翻译不仅为刚接触古文字学的读者提供阅读、理解、翻译中国古文字的方法和范式，也为其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每卷除了英译和介绍部分，还有作者对这些文献的疑难点研究。以我比较熟悉的第六卷为例，其除了介绍各个文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还系统分析了这些文献的文学和叙事学价值，进一步挖掘出土文献在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综合理解文本内涵、历史背景、文学特征等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献的意义。我相信，理解一种文明离不开理解它的文化，理解一种文化离不开理解它的文学、历史、人物以及思想。“清华简”是反映中华文明的宝贵文献，其英译将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它，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

　　中新社记者：参与“清华简”的翻译工作是否让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在您看来，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对于当下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推动跨文化交流有何意义？

　　武致知：翻译有助于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字词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同时对中国古代人物和事件有了更新的认识。所谓东方和西方文化，其实是现代人构造出的概念。通过翻译我意识到，要想读懂中国，泛泛地讲“东方文化”不如具体讲“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文化”则更要首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聚焦“中国传统文化”还得分西周、先秦、两汉等具体时间，又得关注到秦、楚、郑、晋等国的独特传统，同时还不能忽略“出土”与“传世”文献也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简言之，文化是非常具体的，不能一概论之。

　　跨文化的分析视角对于挖掘中国出土文献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比较”研究，跨文化更多强调“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学习他国的古代文化是在探索一种可能性，只有保持开放的态度，才不会太早下结论称“这种文化没有这些东西”，更不会轻易说“某种文化有这些特征”。深入研究他国文化便会发现，我们所“得”别人得过，我们所“失”别人也失过。人类是共同体，应该互相学习、相互理解。(完)

　　受访者简介：

　　武致知(Rens Krijgsman)，荷兰人，牛津大学东方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入选2022年“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写本文化研究等。现任欧洲简帛学会委员会秘书长，《欧洲简帛学会通讯》编辑，《简帛》英文刊副编辑，《饶宗颐国学院汉学丛书》编委委员，《亚非学院院刊》国际顾问委员。著有《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数术》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