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宁3月1日电 题：这座高原古城何以成为丝路青海道上的明珠？

　　——专访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毕艳君

　　中新社记者 潘雨洁

　　平均海拔4000米的日月山，属祁连山脉，地处中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界线、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叠合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过渡地带。丹噶尔古城(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境内)坐落在日月山下、黄河上游湟水之滨，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交通要冲，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业、军事、文化重镇。

　　丹噶尔古城的商贸兴盛具有怎样的历史基础？它如何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民族贸易集散地？古城在丝路青海道有何历史作用？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毕艳君，解答上述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丹噶尔古城中哪些文化遗存或民俗习惯承载着商贸历史？

　　毕艳君：从丹噶尔古城的东城门向西望数百米，古朴精美、布局严谨的中式建筑群将儒道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融合展现；参与畜产品交易的洋行旧址、“歇家”商号保存完整；街头巷陌，灯箱式“广告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湟源排灯，以来自草原的羊皮作灯面，借鉴中原地区的针法绣制而成，夜晚长明、流光溢彩；古城内，小到一碗咸香四溢的麦仁羊肉腊八粥、一间十里飘香的陈醋作坊，都与厚重的商贸历史有关，亦是草原与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在此相融相生的体现。

　　中新社记者：丹噶尔古城怎样发展为民族贸易的“茶马商都”？

　　毕艳君：丹噶尔古城的商贸历史，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日月山的天然地理分界，让当地各民族居民自古便依不同生态环境区立体分布，如藏族在草场游牧，汉族在河谷种田务农。长期以来，各族群的生产方式多元，生计模式相互依存，这是丹噶尔古城能够成为民族贸易集散地的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

　　唐开元年间，日月山下设“赤岭互市”，唐蕃各取所需的“以茶易马”开始萌芽。宋以后，茶马交易逐步成为青藏高原与中原的大宗贸易，《宋史》记载，朝廷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至此，由朝廷统一经营的茶马市易遂成定制，一直延续到明朝。清之后，丹噶尔古城作为镇守交界的“兵城”，承担着愈发重要的地方治理责任，保证互市贸易的顺畅；清雍正年间取消官方交易限制，允许民间自由贸易，丹噶尔古城迎来发展新阶段。据《丹噶尔厅志》，嘉庆、道光之际，以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客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丹噶尔贸易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枢纽。

　　《青海通史》记载，19世纪末叶，英、美、德、俄等国的商人开始在丹噶尔设立洋行，收购当地的羊毛、皮张等销往海外多国。这种贸易具有不平等、掠夺性的一面，但也推动民族经济向外向型转变。清末以来，古城内交易的商品除沿袭数百年的茶叶、布匹、丝绸外，还有中原各地的工业用品及外国“洋货”。到民国时期，古城所在地区的多家山陕商帮及本地商号都资金雄厚、人数众多。

　　中新社记者：丹噶尔商贸的长期繁荣促成当地哪些行业产生和发展？

　　毕艳君：商业的发展助推当地手工业兴起。丹噶尔的手工业有“八坊两院十四匠”之称，城内作坊林立，木工、银工、皮工、铁工等陆续产生，制面、榨油、酿造业渐成规模。至今，湟源皮绣、湟源陈醋仍远近闻名。

　　同时，商品经济的丰富也带动相关的经纪行业。蒙藏牧民入市与外省商家、洋行交易，需由“牙侩”“歇家”作为中介进行翻译、易买、主持交易程序、提供食宿、征税、运输等工作。中介行业的兴盛促进农牧业间的流通，利于市场繁荣。

　　民国时期，随着大批畜产品外销，丹噶尔地区社会劳动行业产生新变化，“脚户”应运而生，专门管护和经营畜力驮运，运输时客货兼备、商旅兼顾、行动灵便。数十个“脚户”驱赶上百头役畜大运量长途运输，逐渐形成“队商”，足迹遍及西藏、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天津等地，并形成一定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新社记者：如果从路域视角看，丹噶尔古城多元民族生存相依、文化共融的特点，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毕艳君：有一定代表性。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藏彝走廊”的区域概念，“走廊”一般用来形容连接两个或多个地区、便于通行的狭长地带，中国横断山、巫山、武陵山以及祁连山地区都分布着规模不一、历史悠久的民族走廊。

　　自古以来，多民族在祁连山两侧聚居、交流，生产生活方式上互补互依，并逐步从物资交换延展到语言文化相熟、习俗互鉴共享。由祁连山南麓进入广袤的青藏高原后，东西走向的高山雄踞、横贯延绵，群山间的平谷、盆地、河流缓冲地带，逐渐发展出人们往来互通的路网。以丹噶尔古城所在的河湟地区为据点，丝绸之路青海道大致分为北、中、南三路，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繁荣共生的特点亦可由点及面映照丝绸之路青海道。

　　漫漫历史中，多个古老民族迁徙驻留、继往开来，共同发展丝绸之路青海道。

　　古羌人自古广泛分布在西北地区，开辟出青海道的雏形；两汉时，中原王朝于青海地区实行戍边和屯田，羌人或大规模内迁、散居于汉族之中，或远徙新疆，促进“羌中道”沿线交往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人在古青海道基础上开辟了经由黄河之南通达益州(今成都)、建康(今南京)的“河南道”，成为佛教交流、僧侣使节络绎不绝的文化传播之路；隋唐宋时期，随着隋炀帝西巡、唐蕃睦邻友好、茶马互市开展、唃厮啰商贸兴盛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青海道发展为纵横交错的交通格局，唐蕃古道更是成为“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汉藏友谊“黄金桥”；明清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联藏通疆的青海道进一步修复、整顿、拓展，大大发挥西北地区交通“孔道”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怎样全面、客观地看待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历史地位？

　　毕艳君：与丝绸之路主干道、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相较，南麓青海道少有人知，却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青海道一直与河西走廊主道交替使用、相辅相成，特别是在主道被地方割据政权阻塞的时期，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连接中原主要政权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

　　千百年间，多民族文化在青海道上相互交融、难分彼此；近现代以来，青藏公路、青新公路、青藏铁路等修建通达，各民族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磨砺着意志与勇气，仍在继续共同修筑“交融路”“开放路”，青海道外延与内涵还在拓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