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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其次，国家资源激励主要体现为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两方面。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丑闻后，法国开始改革政党公共资助制度，1988年出台的《关于政治生活资金透明的法律》确立了对政党的财政资助原则，并在后期不断补充和完善其资助制度。在国民联盟创建初期，由于其党员和选民基数不足，仅依赖自主性收入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活动和竞选。得益于国家的财政资助，国民联盟的活动能力得到提升，在竞选期间和日常运行中的表现更加高效。而且，由于国家的财政资助遵循资助金额与选票和席位数量成正比的原则，这非常有利于国民联盟这样发展势头迅猛的政党。因此，在国家财政激励下，具备物质保障的国民联盟得以与主流政党开展更加公平和全面的竞争。此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比较优势。原因在于，相比主流政党，国民联盟的竞选话语更具草根性和批判性，声称自己以“人民”的名义代表民众“合法的不满”，在移民、欧洲一体化、全球化等议题上展现强硬的保守立场，并严厉批评执政党的政策。此类言论与社交媒体便捷性、及时性和双向性的特征高度契合，使得国民联盟在互联网上的政治动员能力远超主流政党。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宣传中，国民联盟不再仅仅是选民的“传声筒”，而且能够引导和塑造公共舆论，为其竞选服务。另外，由于对国民联盟的报道更具“新闻价值”（更容易成为热点），使得新闻界对其进行了不成比例的报道，长此以往导致民众“脱敏”，日渐接纳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无形中助长了国民联盟的崛起。因此，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促使国民联盟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在记者采访中，郭清泉教授同时对 “《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中儿童防晒霜配方中防晒剂种类不得多于5种”这一说法进行了更深入的客观解读，并厘清了部分消费者的误解：“指导原则明确，只要充分证实原料使用量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也可以在配方中使用6种以上（含6种）化学防晒剂。儿童防晒霜的科普传播应该客观公正，否则只会因噎废食，影响产品设计与开发，最终无法充分保证儿童的防晒安全。”与此同时，郭教授还介绍到，对于判定儿童防晒产品是否安全，不能只片面地抛开剂量谈种类，儿童防晒用品也应同时考虑防晒效果和功效，否则儿童使用了防晒指数不达标的产品，从而有意增加与紫外线的接触时间，反而会对儿童造成更大的伤害，家长们也应理性判断。,佩泽希齐扬还在演讲中感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若不是对方的支持，他不会有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根据规定，佩泽希齐扬赢得总统选举后，仍须得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哈梅内伊的认可。,除了这两道束缚装置之外，还有四组（每组多根钢索）以较大的斜度通向四周地面上的锚固点，提供了第三道保险。螺栓、拉锁、钢索，三重保险，可见安全措施是非常完善的。,由于“右翼”概念的相对性和“民粹主义”概念的单薄性，使得理解“右翼民粹主义”概念变得困难。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认知标准，以至于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标签，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也会使用不同标签。类似标签包括“极右翼民粹主义”（Far-right Populism）、“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adical Right Populism）、“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民粹主义右翼”（Populist Right）、“新民粹主义右翼”（Neo－populist Right）等，使得人们对该政党家族的诸多理解充满争议。尽管标签各不相同，但其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类型的政党，即在政治谱系中属于右翼并且具备民粹主义特征的政党。为避免重新陷入概念的争论，并基于与既有文献对话的需要，本文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定义，即用“右翼民粹主义”指代此类政党，并强调三点:第一，上述标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其内涵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各标签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交集，相互贯通，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第二，上述标签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印证了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和具体政党的独特性，但若将此类政党置于“去激进化”的观察视角下，这些差异对本文的讨论没有太多实质性影响；第三，相对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更注重研究此类政党的具体内涵和实际主张，并不过分纠结于采取哪种标签概括更精确，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右翼民粹主义”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