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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伴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布洛赫已经深深地体味出这价值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悲凉，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已经走向了终结。对于“进行纯粹精神创造的人们以及艺术家”来说，现实的社会是一个怀有敌意的社会，“进行精神创造的人们和他们的劳动被彻底地排除在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与物质生活之外”。（KW10/1，53）这一文化困境促使布洛赫进一步思考“文化终结”与艺术的关系。事有凑巧：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在圣灵降临节，受到法西斯野蛮政策刺激的布洛赫为维也纳电台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终结时期的艺术》的演讲稿，后来由于电台方面的要求，布洛赫又改为朗读《梦游人》的一个片段作为替代，但是对于上述主题的关注却一直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萦绕不去，他也在思考如何将“文化终结与文学”这样一个主题以短篇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KW13/3，63）。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的维吉尔。在他看来，公元前1世纪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都为内战、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关于维吉尔在临终之时要求焚毁《埃涅阿斯纪》的传说打动了我们的作家，布洛赫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产生这一绝望的想法的，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KW13/3，63f）于是，在四年后（1937年）的3月17日，布洛赫在维也纳电台朗读了一个大约二十页的短篇《维吉尔归乡》（Die Heimkehr des Vergil），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初稿。在写作的过程中，布洛赫迅速被小说主题的丰富性所打动，他也因此停下了手头即将完成的《着魔》，转而对《维吉尔归乡》做进一步修改，希冀可以驾驭小说复杂而又多变的主题，于是就有了小说的第二稿和第三稿。在第三稿的写作过程中，即1938年，纳粹部队吞并了奥地利，布洛赫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越来越逼近的“死亡威胁”逼迫他必须对死亡做好心理准备，而他正在创作的维吉尔题材的小说也因此突破了维吉尔所处的历史框架，而具有了作家本人的死亡意识，变成了“关于自身死亡的想象”（KW13/3，65）。当他因为订阅苏联杂志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并因此入狱的时候，这种“死亡威胁”随时都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活着出狱似乎成了一种奢望。在这一困境之下，“写作”似乎成了作家与暴政和死亡相对抗的唯一手段。而死亡主题的凸显在小说第三稿的题目上也得到了体现：《死亡小说》（Erzählung vom Tode）。,1928年，已经四十二岁的赫尔曼·布洛赫正享受着向往已久的全面独立生活，他人生的“觉醒期”终于来临。在完成了“文学转向”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乔伊斯、纪德、曼氏兄弟、卡夫卡以及穆齐尔等作家共同开创了小说的“新革命”，他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框架，将长篇小说变成了深刻反映时代内部复杂趋势的艺术形式和帮助作家对时代重大问题进行多重思辨的认识手段，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更是成了他们手中协助探讨各种问题的理想工具。正是在这些作家以及理论家（例如卢卡契）的影响下，布洛赫把长篇小说看作可以最好地表现自己价值与历史哲学思考的文学媒介，并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梦游人》（Die Schlafwandler）三部曲。小说的三个部分［“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1888·Pasenow oder die Romantik）、“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1903·Esch oder die Anarchie）和“1918年——胡格瑙或务实主义”（1918·Huguenau oder die Sachlichkeit）］分别以德国威廉二世登基、统治中期和退位为时间点，将“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务实主义”表现为一个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过程，通过三个德国人的命运来反映在世纪交替前后整个欧洲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作为文化哲学家，赫尔曼·布洛赫试图通过作品来向人们说明，欧洲出现危机是有其深刻的伦理乃至宗教根源的，欧洲的没落实际上是现代欧洲伦理沦丧的表现。而一切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走向崩溃，人的行为趋于无意识和毁灭。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家才会将他的文化批评之作《价值的崩溃》作为附录直接嵌进了这部完成于1931年的小说。,“11月5日将是一场‘蒙着眼睛’在雷区进行的泥浆搏斗，”Blue Edge Advisors驻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经理Calvin Yeoh表示，“选举结果将非常激烈，而且路径依赖性很强，这使得交易变得非常困难。”,夏皮罗在阿基巴希伯来学院上高中，这是一所犹太日间学校。高中毕业后，他进入罗彻斯特大学就读，199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来在国会山工作期间，他以夜校生身份就读于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并于2002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的问题太大，尤其是治安、移民、多重性别认知这些问题，因此应当将行政和参众两院的立法权力交回到共和党手上，让共和党来修复这个国家。如果特朗普获胜，我希望美国可以回到里根那个年代。但如果是哈里斯当选，我干脆移民回中国，因为治安实在太糟了。,九十年代，汤先生的书院进入到新时期，我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也运行良好，我们见面来往就更频繁了。乐先生的名篇《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就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是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十期。汤先生是《中国文化》的创始学术顾问，发表的文章，前后有九篇。《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活动，只要时间允许，他们也都会参加。为纪念《中国文化》创刊20周年举行的戊子岁尾雅集，两先生都出席并有发言。乐先生说，她非常看重《中国文化》，她写的最好的文章，才敢给我们。并提出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及对基因作现代阐释如何重要，她称赞《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汤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本可以长久留下的杂志。乐先生发言的结尾，还有几句最见性格的话，她说：“我没想到今天的聚会是很严肃的、非常学术的聚会。我一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到了七十岁以后，就更不想改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是出言不逊，不太合调，我很抱歉。”可敬亦复可爱的乐先生！,你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西餐用红酒、白葡萄酒来清口，作为菜肴之间的间隔。但在中国，就算清清口，也必须是实际的、能够果腹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