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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郑文灿本人应该会知所进退，静待调查，毕竟涉入重罪，后续官司旷日废时，在野党势必穷追猛打。从顺序看，绿营的人头先落地，外界还能对赖说三道四么？接下来，通过办一个绿的，再办三个白的，接着办十个蓝的，国民党也难用党同伐异对他攻击。血雨腥风即将到来，这已不止是民进党内斗白热化并浮上台面的问题。,1980年至2000年间，鲁哈尼连续5届担任议会议员，其中1992年至2000年任副议长、国防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并连续16年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有三件事情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第一，中国将会在峰会结束之后接任轮值主席国，这也是时隔7年之后的再次担任。第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一致同意白俄罗斯的加入，成为上合组织的第十个成员国。第三，印度总理莫迪因为行程安排等因素的影响，缺席了本次上合峰会，改派印度外长苏杰生“降级参加”。在其他8位成员国领导人相继到场的情况下，莫迪的缺席多少有些让人感觉不解，毕竟这也不是莫迪第一次缺席上合组织峰会了。从2014年开始，莫迪一共缺席了4次峰会，且每次都是有不同的理由借口，这也让外界猜测莫迪是否真的对上合组织峰会抱有重视，因为从来没有成员国会像印度这样频繁缺席。,最后，次等选举激励主要体现为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两方面。尽管次等选举的重要性不及一等选举，却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搭建了发挥比较优势的平台。在国内选举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国家层面的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实力强劲的主流政党为赢得执政地位，往往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国家层面选举，而相对忽视地方层面的选举，因而间接为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隙”，这就使得原本实力较弱的右翼民粹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反而表现较好，进而稳步提升支持率，为其成为全国性政党奠定基础。换言之，地方选举的获胜增强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实力和信心，为其在本国大选中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提供了保障。此外，欧洲议会选举对右翼民粹政党而言同样意义重大。由于一等选举关乎国家未来的政策走向，选民的投票往往更加理性谨慎，但由于欧洲议会选举重要性相对较低，选民一般根据个人偏好投票，不存在过多顾虑。此外，欧洲民众倾向于通过欧洲议会选举投票表达对于本国执政党的不满，因而时常做出“惩罚性投票”。随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日渐壮大，欧洲议会呈现出“右倾化”态势。近年来，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其背后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与欧洲民众之间的“供给-需求”互动，这使得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层面的选民基础更加牢固。因此，尽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初期在一等选举中表现不佳，并不具备与主流政党展开全面竞争的规模优势，但是由于主流政党相对忽视次等选举，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隙”。在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的双重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倾向于采取塑造性竞争策略，获取竞争优势。,既有文献中，“主流化”（Mainstreaming）一词使用比较频繁。本文之所以并未采用“主流化”概念，理由有二:第一，“主流”和“非主流”/“边缘”的边界不是固定和封闭的，面对不同的参照系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一具体政党很可能既是主流也是边缘，因而难以确定其真实的意识形态位置；第二，尽管“主流化”一词能够有效概括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攀升甚至上台执政的新动向，也能充分捕捉到其在整个政党谱系中向左“位移”的现象，但相较而言，“主流化”更强调目标和结果，“去激进化”更强调动机和过程，因此，“去激进化”概念在用于探索右翼民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向左“位移”的机理时更具优势。基于此，本文倾向于采用“去激进化”概念，并将“主流化”视为“去激进化”的结果。,但是，民调和其他综合性因素证明，这些党内精英推崇的“白骑士”式的救世主替代人选，未必会比拜登的表现更好。一方面，民调显示，其他非拜登的民主党人和特朗普展开对决时，表现最多和拜登持平，甚至比拜登表现还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