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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据报道，莱希此行前往伊朗西北角的东阿塞拜疆省，是为了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一起出席阿塞拜疆-伊朗边境地区阿拉斯河两座水坝的落成和调试仪式。,他本人说得好，说这说那都是以后的事，关键是第一步，而第一步就是上台执政，在这“第一步”之前一切都最多是第二位的。,在角色定位模仿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在其官网上频繁就社会热点发表观点和立场，并提出解决办法；芬兰人党将英文名称从“True Finns”改为“The Finns”，以此强调自己并非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表，而是全体芬兰人的代表，并在其官网上公开发布详尽的选举计划和政策计划；法国国民联盟在参与总统竞选时，针对主流政党的纲领提出自己相应的执政规划；意大利兄弟党在欧洲一体化等议题上的态度也已有所缓和，并制定出一套综合完备的执政计划；由于荷兰自由党的组织建设正在起步阶段，结合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于自身定位更多是“抗议者”而非“建设者”，因而该党目前角色定位模仿的迹象尚不明显；瑞典民主党在其官网上经常就民众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发表详细的政策文件，提供解决问题的指南；德国选择党近年来也常常在其官网上就热点议题提供立场文件或行动计划，试图与主流政党开展更加对称的竞争。,但笔者并不同意，相反在香会可以明显感觉到，表面上铁板一块的安全体系，早就充满了各种裂隙——这些裂隙在美国对华政策（威慑还是安抚）、美国亚太盟伴（广度还是深度）、美国全球话语（理念还是利益）都有体现，其实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空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在于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进行了限缩解释，以防止打击范围扩大。,就目前态势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去激进化”提升了政党信誉，比以往更好地回应了选民诉求，对欧洲民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直接破坏性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也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其本质是竞选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理念的根本转变。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过程中，尽管客观结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亦不可忽视。“去激进化”体现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以退为进”的竞选策略，即通过软化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退”），以此达成实力提升和形象改善双重目标，向主流政党靠拢，为谋求执政地位做准备（“进”）。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以退为进”竞选策略的巧妙运用，加剧了主流政党的回应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挑战欧洲国家的民主效能。原因在于，此前欧洲主流政党与右翼民粹政党竞争具备两项比较优势，分别是实力优势和话语优势。但是，随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不断深入，主流政党逐渐丧失了这些比较优势。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塑造性竞争不断增强实力，使得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联合阻击和选民规模压制的遏制方法失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适应性竞争不断提升信誉，也使得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话语谴责和舆论宣传的遏制方法失效。因此，一些欧洲主流政党似乎难以有效遏制右翼民粹政党的进一步崛起，反而是右翼民粹政党对主流政党缺乏“回应性”的攻击（反遏制）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进一步加剧了主流政党的回应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使得民众对长期以来“主流政党国家化”的现状愈发不满，对于主流政党的失望情绪转移到政府和自由民主制度上，从而进一步挑战欧洲国家的民主效能。,既有文献中，“正常化”（Normalization）一词的使用也较为频繁。但是，对于“正常化”表述的使用暗含一则假定: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是“不正常”的，是游离于现行民主体制之外的“异类”，因而将其视为“正常的病态”（Normal Pathology）。这一范式在20世纪颇为流行，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经验事实越来越支持“病态的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范式。范式转变对于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即右翼民粹主义应该被视为对主流价值观的激进解释，其与大众立场具有直观的一致性。换言之，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对民主体制构成威胁，而仅仅是民主的一个投影和伴生物。因此，如果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正在发生的变化称之为“正常化”，则是默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正常的病态”，而这有悖于当前民粹主义研究的共识，因此本文不倾向于采用“正常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