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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竞选议题模仿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最初以追求弗拉芒地区独立为核心诉求，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移民问题、犯罪问题、社会保障、欧盟改革等领域；芬兰人党因在欧债危机中反对援助欧盟而崛起，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移民问题、气候变化、打击犯罪等领域；法国国民联盟逐渐将竞选议题从移民问题扩展到就业、医疗、教育、税收、能源等领域；意大利兄弟党最初将限制移民和放弃欧元视为其政治路线的首要目标，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社会保障和经济民生等领域；荷兰自由党最初以限制移民和“去伊斯兰化”为核心诉求，后来将竞选议题扩展到购买力、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瑞典民主党最初以限制移民为主要诉求，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福利保障、社会治安、能源等领域；德国选择党最初以放弃欧元为关键议题，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为一个包含移民与难民问题、公民福利、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综合议题纲领。,现场很多智库代表询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印度研究员Trisha Ray直接发问：美国的印太战略和相互重叠以及互补的这些网络还有足够的动能（momentum）吗？我们能不能保证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能保证其连续性？奥斯汀以共同价值强辩一番之后，也调侃道“（幸好）你没有问我到底谁会当选。”,除未成年人的拘留决定可要求听证外，二审稿在本条还增加，“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情节、证据复杂或者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案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公安机关认为必要的，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这其实也为拘留案件进入听证提供了规范基础。,简言之，本部分通过对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两类因素的考察，提炼出包含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的塑造性竞争机制以及包含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和角色定位模仿的适应性竞争机制，构建基于复合式竞争的分析框架。在塑造性竞争中，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国家资源激励主要体现为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次等选举激励主要体现为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在适应性竞争中，竞选议题模仿推动了从单一议题政党向复合议题政党的转变；动员架构模仿推动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角色定位模仿推动了从抗议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因此，塑造性竞争体现了求异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适应性竞争体现了求同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形象相似。由此，在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呈现出“去激进化”的趋向（见图1）。,首先，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两方面。在欧洲，少数国家实行两党制（如英国），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相比于两党制，多党制为新兴政党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多党制体系下，单一政党往往无法赢得多数议席获得单独执政资格，常常是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使得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能够长存，这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得以兴起和延续的根本制度保障。此外，由于多党制国家往往奉行比例代表制，这就使得主流政党难以垄断议席，议会的席位分配更能直接反映政党的实力对比和选民诉求，有利于新兴政党初期的发展。尽管不少欧洲国家为限制政党意见的离心化而设置了进入议会的得票门槛（比如德国的“5%门槛”），但整体来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经过长年稳步发展已经突破这一门槛，并且有效争夺了主流政党的席位，使得主流政党地位相对下降，右翼民粹政党地位上升。更为关键的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打破了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的传统。由于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大存在，意识形态一致的主流政党联盟很难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结果，主流政党被迫与右翼民粹政党联合执政。由此可见，欧洲国家设置得票门槛这一选举规则的初衷是限制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但昔日的限制作用已转变为激励作用，原因在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遵守选举规则证明了其进入议会的正当性，并获得了与主流政党同台竞技的资格，而且无须担心尚未跨越得票门槛的激进小党分散其选票，反而产生了右翼民粹政党的集约效应。所以，在跨越得票门槛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目标从进入议会变为扩大议会席位，这促使其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以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3. 美国的同盟伙伴体系同样存在深度和广度的裂隙。虽然美国防长奥斯汀直言要把传统的“轴辐体系”改造成广泛的价值观联盟，但现场遭到了“缺乏新意”和“没有发展势头”的质疑。除了日韩菲等传统盟友积极响应，印尼、马来西亚都并不买账，新加坡也持中间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