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礼现场，最佳男主角公布。

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以48票获奖。其他提名者的票数依次公布：梁家辉43票，朱一龙7票，成龙2票，刘昊然1票。

王宝强，《唐探1900》，0票。

王宝强没有出现在颁奖现场。但当101位观众评委的票数一张张公布，最后定格在“0”时，这个结果还是迅速引发了讨论——

王宝强算不算一个好演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票数分布？

这些追问最终指向的，或许远不止一次演艺圈的颁奖结果。

而是，当一个演员让观众哭过、笑过、热血过，也陪着几代人走过二十多年，他所处的名利场，究竟该用什么，来衡量他的演技？

演技，不演

王宝强获得0票，不少观众替他感到意难平。

毕竟，这个在大银幕上活跃了20多年的演员，早就用一个个角色证明过自己。

但如果只看这届百花奖提名的《唐探1900》，王宝强的“演技”似乎又很难被一眼看见。

他饰演的角色，依旧是那个咋咋呼呼、满嘴跑火车、动作夸张的喜剧人物。观众看得开心，却很容易把这种表演归结为“含金量不高”。

尤其是喜剧，笑声越密集，越容易遮住演员本身。

所以，如果只用《唐探1900》来判断王宝强是不是一个好演员，答案或许并不容易得出，但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王宝强的表演从来不只有“阿鬼”。

从最初的傻根，到后来那些截然不同的人物，把他的表演履历完整地铺开来看，会在那些笑声和票房的缝隙里，发现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答案。

王宝强的演技实力，从不肤浅。

2003年，18岁的他出现在一部叫《盲井》的电影里。

导演李扬从众多群演里挑中了他，理由很简单——他站在那里就是那个角色本身。

片中他演一个十六岁的农村少年，跟着两个工友下了煤矿，对危险一无所知，眼神干净得像井底下渗出的水。

那部电影让他拿到了金马奖最佳新人，那年他十八岁，没学过一天表演。

这是王宝强表演体系的起点，也奠定了他日后所有表演的核心方法：不演。

他的演技没有太多技巧，而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灵魂注入角色。

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劣势在于，当这种真实感被反复使用、被类型片消费之后，观众开始觉得他“本色出演”，觉得他不需要演技。

这其实是关于王宝强最大的误解。

2011年的《Hello！树先生》，是一个足够有力的反驳。

片中他演一个东北农村的青年，村里人都叫他“树”，戏谑且可怜。

这个角色和他以往所有的银幕形象都不一样。

树是拧巴的，是自尊和自卑绞在一起的人，他在村里游荡，被人使唤，被人嘲笑，然后慢慢滑向疯癫。

王宝强为这个角色做了很多准备。

他在山西农村住了一个多月，跟着当地人下地、聊天、观察他们抽烟的姿势。

片中树先生那根总是夹在耳后的烟、那种不自然地晃动身体的走路方式、那些莫名发笑的瞬间，全是他在生活里捕捉到的细节。

最终呈现出来的树先生，已经找不到太多之前的影子。

不少人是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那场表演的分量。

影评人把他在《Hello！树先生》里的表现，称为“华语电影最被低估的表演之一”，这个评价并不夸张。

在那部电影里，王宝强证明了一件事：他不只能演自己，他也能成为任何人。

在《八角笼中》，他自导自演。

片中，他饰演曾经的格斗冠军向腾辉。退役后落魄的他成了沙场老板，后来带着一群来自大山的孩子重新练起格斗。

那个角色身上有一种粗粝的疲惫感，眼神里是常年被生活捶打之后留下的钝痛。

王宝强在片中最动人的几场戏都不是靠台词完成的——他坐在车里抽烟，看着窗外的雨；

他蹲在训练馆的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这些时刻的他没有台词，但观众也能隔着屏幕和角色共鸣。

这些角色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面的王宝强。

他可以憨，可以疯，可以苦，可以狠。他也许不属于任何表演流派，也没上过一天科班，但他有一种许多科班演员不具备的东西——对生活本身的感受。

然而，当他出现在《唐人街探案》系列里，梳着油头、操着一口广东腔普通话、以一种近乎闹剧的方式制造笑料时，前面那些表演突然变得不重要了。

观众更愿意记住唐仁，记住他在曼谷街头狂奔、在纽约唐人街插科打诨、在每一部结尾贡献一段不需要动脑的欢乐。

商业片给了王宝强巨大的票房回报，也给了他巨大的表演红利。

但这也把他框进了一个不太容易走出来的尴尬处境。

喜剧表演似乎天然带有某种“被误解”的属性。人们很难把一个在银幕上摔跟头、出洋相、插科打诨的演员，和“演技派”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哪怕那个演员在别的电影里演过更复杂、更深沉的东西，观众的记忆有时就是这么刻板。

同时认为，让人笑，好像确实比让人哭要“容易”一些……

他走了多远？

王宝强在百花奖过后的访谈中说：“能提名，已经很惊喜了。”

这句话，如果放在一个从小就在聚光灯下长大的人身上，或许只是谦逊。

但放在王宝强身上，却有另一层意味。

因为很少有人比他更清楚，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甚至没有一张符合主流审美的脸的农村孩子，要走到聚光灯下，到底要吃多少苦。

1982年，王宝强出生在河北邢台南和区大会塔村，家里并不富裕。他后来在采访中提过，小时候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

8岁那年，他在村里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少林寺》。

电影里的李连杰翻山越岭、飞檐走壁，电影散场后，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个“电影里的人”。

他回家告诉父母，自己想去少林寺学武，父母没当回事，他却一直没忘。

第二年，王宝强还是执意要去少林寺，家里最后拗不过他。9岁的王宝强进入少林寺，一待就是6年。

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成为演员，只是因为看过电影，心里认准了一件事：想拍电影，就得先把武练好。

每天早起、跑步、压腿、练功，日子很苦，但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就这样在少林寺里熬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离开少林寺后，他先回了老家。后来，他带着家里给的200块钱，坐火车去了北京。

他要去拍电影。

可没有人立刻给他电影拍。刚到北京，王宝强只能在北影厂门口等群众演员的机会，有戏就拍，没戏就等。

接不到戏的时候，他还去工地干活，跟着老乡一起做小工。

那时候的他没有背景，没有人脉，也没有一个演员应该有的漂亮脸蛋，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去同一个地方，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机会。

他后来讲过一次北漂时的经历：有一天在北影厂门口等了一整天，没有接到活，身上只剩下一块钱。

那时候一个馒头两毛钱，他就用这一块钱买了5个馒头，一口气全吃了，再喝一杯水。吃完以后，肚子胀得难受。

这大概就是王宝强最早的“演艺”生活：没有掌声，没有聚光灯，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饭。

但第二天，他还是会回到北影厂门口，因为不去，就没有机会。

那几年，他一边做工，一边跑群众演员，跑了很多剧组，递照片、等角色，也一次次被拒绝。

王宝强后来回忆，那时候自己其实很自卑，因为来自农村、没有背景，外形也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演员脸”，甚至一度有人直接告诉他，他这样的条件不适合当演员。

他没有因此离开北京，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押在了电影上。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

直到2003年，导演李杨为《盲井》选演员，从1000多名北漂中找到了王宝强，让他出演元凤鸣。对于当时的王宝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行业看见。

《盲井》上映后，王宝强获得第40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一个曾经在北影厂门口等戏、为了几个馒头填肚子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到了颁奖礼的舞台上。

命运终于给他开了一道门缝，但真正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是之后的《天下无贼》。

2004年，冯小刚找王宝强出演傻根——一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年轻人，揣着6万元钱，坐上火车去西藏，准备拿这笔钱修庙。

电影里，他身边站着刘德华、刘若英、葛优这些已经成名的大明星，而王宝强站在他们中间，没有老练的明星气场，就是一张干干净净、甚至有些笨拙的脸。

但这张脸偏偏让人记住了。

《天下无贼》上映后，傻根火了。

全国观众都记住了那个带着河北口音的年轻人，甚至有人在街上认出王宝强，会直接喊他“傻根”。王宝强并不介意，他后来被问到这件事时说过，人家能记住你，是好事。

可“傻根”的成功，也给王宝强带来了新的困境。

因为角色太成功，行业很快也给他贴上了标签：憨厚、笨拙、土气、一根筋。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拿到的角色大多与傻根相似，他想演点不一样的，却没有那么容易。

直到2006年的《士兵突击》。

王宝强拿到了许三多的角色。许三多和傻根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农村出来的人，都有些笨拙，都有一股认准了事情就不回头的执拗。

但许三多比傻根复杂得多：他有自卑，有挣扎，有成长，也有从“不被任何人看得起”到找到自己价值的过程。

这些东西，王宝强其实并不陌生。

他自己也曾经因为没有背景、没有条件而自卑，也曾经被人看不起、一个人在北京熬着，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有没有意义。所以他演许三多的时候，有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想象。

《士兵突击》之后，王宝强真正站稳了。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继续往“实力派”方向走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开始演喜剧。

2010年的《人在囧途》，王宝强饰演一个挤奶工，跟徐峥饰演的老板一路折腾，从河北回到长沙。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喜剧天赋放大。

2012年，《泰囧》上映，票房超过12亿元，成为当时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王宝强在里面彻底放开自己：夸张、聒噪、疯疯癫癫，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夸张背后，其实需要演员对节奏和分寸有非常精准的控制。

喜剧最难的地方，恰恰就在“过”和“不够”之间——演得不够，观众笑不出来；演得太过，角色又会垮掉。

王宝强在《泰囧》里一次次把自己推到极致，却又没有让角色失控，这种身体控制、节奏感和镜头感，也许正是他多年习武和表演训练留下来的东西。

从《盲井》到《天下无贼》，从傻根到许三多，再到《泰囧》《唐人街探案》里的喜剧角色，王宝强用了二十多年，才从一个没人认识的普通人，走到了今天。

所以，当百花奖最终出现“0票”的时候，很多观众真正意难平的，很难简单归结成“粉丝替偶像鸣不平”。

很多观众看着王宝强走到今天，本身就是在看着一个普通人如何一步一步走进聚光灯，也又一次看到了：

王宝强，太可惜了。

还有沈腾

王宝强的0票，不是孤例。

最近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爆火，但往前翻4年，2022年的第36届百花奖，沈腾凭借《我和我的父辈》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最终得票也是0。

那一年的获奖者是张译，凭借《悬崖之上》拿下38票。

沈腾和王宝强，两个中国喜剧电影票房最高的男演员，在同一个奖项里拿到了相同的结果。

再往前，周星驰纵横香港影坛二十年，演了无数经典喜剧，金像奖只给了他一次影帝，还是靠《少林足球》这部杂糅了功夫和特效的片子在2002年拿到的。

金·凯瑞，好莱坞最伟大的喜剧演员之一，拿了两次金球奖最佳男主角，但奥斯卡评委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他——

2004年，他凭借《暖暖内含光》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但最终败给了西恩·潘的《神秘河》。

西恩·潘在《神秘河》里演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表演沉痛、压抑、充满苦难感。

喜剧演员在主流奖项里的困境，是一个几乎通行全球的现象。

原因并不复杂。

奖项评审体系对“演技”有一套相对稳定的判断标准，这套标准偏爱几样东西：角色的复杂性、表演的可见难度、以及情感上的沉重感。

一个演员在银幕上哭得撕心裂肺，或者为角色减重几十斤，或者操一口完全陌生的方言，这些“可量化”的表演成本，在评审过程中是加分项。

而喜剧的难度是隐性的。

好的喜剧要求演员对节奏有精确到帧的控制，对观众心理有近乎直觉的判断，在夸张和自然之间找到恰好的落点。

但这些能力在评审桌上很难被量化。一个让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的包袱，放在投票器面前，它的分量可能远不如一滴在特写镜头下缓缓滑落的眼泪。

这届百花奖的投票结果，印证了这套逻辑。

最佳男主角的竞争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凭借精湛的演技，诠释了一个患有脑瘫的少年。

梁家辉则饰演《捕风追影》中的傅隆生，有着鲜明的戏剧冲突。

这些表演，都给演员留下了大量可以被感知、被讨论的表演空间。

王宝强则在《唐探1900》里梳饰演出了快活、热闹、不知忧愁，用一张笑脸串起了整部电影。

这个角色在观众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好感，但在评委那里，却几乎不占优势——他没有受苦，没有压抑，没有那些可以被归入“演技高光时刻”的爆发戏。

也许，这是喜剧在评奖体系里天然的结构性劣势。

普通观众看《唐探1900》是在春节档的影院里，买一桶爆米花，带着家人，在笑声中度过两个小时。散场时心情轻快，觉得值回票价。

这些笑声和满意，最终转化成了几十亿票房，但没法变成选票。

因为选票是在另一个场景里产生的——在一个被赋予了“评审”使命的场合里，评委们天然地倾向于寻找那些更“重”的东西。

就像用称苹果的秤去称棉花。王宝强拥有的观众缘、市场认可和百亿票房，在百花奖的投票系统里，却似乎没有一个对应的刻度。

他从那个蹲在北影厂门口等活的年轻人，到演过傻根、许三多、树先生，也演过唐仁、唐探里的阿鬼……

有人因为他哭过，也有人因为他笑过。

二十多年里，他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29亿。

那么，在这个属于“观众”的奖项里，他的观众，为什么不见了？

监制：视觉志

编辑：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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