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婷

正在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极限审判》，将镜头对准一桩谋杀案庭审，试图在法庭的辩论与证据链的抽丝剥茧中，探讨程序正义与人性幽微的复杂博弈。影片故事设置在2029年，一个名为“Mercy”(仁慈）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始掌管对死刑犯的最终审判。电影构建了一个逻辑上令人信服的近未来场景，通过大量的第一视角和屏幕信息流，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被数据全面凝视的窒息感。

电影里，观众和主角一起被无数个跳动、闪烁的监控窗口包围，人们不再观看一个屏幕上的故事，而是被强行拖入了一个全景敞开的数字牢笼。试想，当AI法官马多克斯冷静地调取你的聊天记录、你的门铃监控、你女儿社交账号上的家庭视频作为证据时，那种个人隐私被曝光、被肆无忌惮讨论的不适感该有多么强烈。在算法眼里，人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复杂动机的人，而是一连串可以被拼接、解读的行为数据碎片。

电影的故事设定本身也充满讽刺。系统“Mercy”并不直接判决生死，它给出一个初始的有罪概率，被告和其律师必须在90分钟内，通过辩论和提交新证据，将这个概率降低到安全阈值以下。这看上去是公平的，实际上，它将复杂的司法正义简化成了数学概率问题。

这套设计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所有参与者，法官、律师、陪审团乃至公众，都在心理上获得豁免，人们不再觉得自己在进行一项沉重的道德抉择，而是在执行一套更“先进”、更“科学”的流程。系统表面的中立与理性，完美遮蔽了其背后将人类物化为数据的本质。

电影没有把舞台架设在遥远的22世纪，而是放在了近在眼前的2029年。这个时间点暗示电影中发生的一切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对当下科技发展轨迹的一种合理的、紧迫的推演，具有深刻的现实感。编剧的灵感，就源于现实中爱沙尼亚正在开发AI法官处理民事案件的新闻。影片揭示出人类与AI即将面临的核心困境，即追求绝对效率的系统性冷漠，与人性中不可量化的复杂情感之间的冲突。

但当剧情层层推进，观众期待着一个对系统性不公的冰冷控诉时，影片陡然转向，揭示出一个极其个人化的动机，反派的所作所为，来自其亲人曾遭受的因为AI系统而被人为制造的冤案，他由此展开了一场针对该系统的报复。这一揭示，让此前所有关于算法偏见、程序非正义等现代性风险的铺垫，变成一个老套的复仇故事。

为了服务于这个复仇故事的收尾，影片的高潮部分，抛弃了它基于信息博弈与智力角逐建立的紧张感，转而投向了经典的好莱坞动作片套路。主角被迫卷入一场漫长的街头追车戏，车辆在闹市中穿梭碰撞，随后场景又切换到一处密闭空间或开阔地，上演了一场拳脚肉搏的对抗，其间还穿插着爆炸与枪战，电影用最直接的感官刺激来替代脑力激荡。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无法在自身设定的框架内找到一个足够有力的结局，最终不得不借助最传统、最省力的动作奇观来推动剧情、释放观众情绪，可以说，电影的创新野心与内涵深度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影片结局，系统漏洞被修补，危机暂时解除，但那个将人类命运交由算法进行裁量的框架并没有被撼动。如果为了所谓的高效公正，连生命判决都交给一个遵循指令、不懂悲悯的算法，那么，人类竭力维护的文明，其最珍贵的部分究竟还剩下什么？

在技术狂奔的时代，捍卫人之为人的理解力、同情心以及在不确定性中依然做出负责任的判断的勇气，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正义的实现，注定是一条需要人类亲自蹚过复杂性荆棘的艰难道路，没有任何算法能提供捷径。这或许是《极限审判》在它所有的惊悚和炫技之外，留下的沉重且必要的提醒。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