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锣鼓还没开始敲，社交平台上的争论却早已火药味十足。

一听说新一年的春晚开始筹备，最激动的可不是观众，而是各路粉丝团的那帮粉丝们。

他们熟练地涌到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一字一句地推销自己家的“顶流”，感觉春晚就像是个粉丝选秀一样，全靠大家的投票来拼凑的。

这样的场景，对那些一直盯着电视的老粉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记重击。

曾经代表着一家团聚、扎根在每个人心里的神圣舞台——春晚，如今看来，却逐渐被一种全新的思路所取代。

它已经不再是艺术的圣地，更像一个靠流量撑起来的展示平台。

这几年春晚，越来越像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任务”表演。

最明显的变化，得说是在歌舞类节目里边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十几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可面孔却模糊不清的年轻演员排成一队，用一模一样的微笑，齐声唱着同一首歌时，观众的迷茫也达到了极点。

这种被叫做“排队式唱法”的表演，倒不如说是一种保持平衡的技巧，谈不上真正的艺术。

节目组真是费尽心思啊，为了不惹怒任何一方的粉丝，每个人拿到的歌词和站位置，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经过仔细算计。

镜头一转，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份儿，大家都挺高兴。

演员们在台上相视一笑，眼神都盯着彩排时脚下的那块地砖，生怕一不留神踩错了，第二天就得被网友喷成“抢C位”的热议话题。

2023年春晚，《上春山》这个节目引发的站位问题，至今还在粉丝圈里扯得热火朝天，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

观众难免会好奇，派一帮演员来唱歌，难不成就是凑个数的吧？

艺术的表现变得没那么浓烈，舞台的效果也打了折扣，最后只留下一个个漂亮但空洞的符号。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科技被过度 kullanmak时的情形。当一群穿着东北大花袄的机器人在舞台上扭来扭去时，那种奇形怪状的景象，不如说是对观众注意力的硬生生抢夺，而不是什么创新。

确实气氛挺闹腾，就是热闹归热闹，留下一些什么呢？

关于语言类的节目，这个曾经被视为春晚的“核心”，如今也遇到前所未曾有过的难题。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小品和相声的结尾，非得要“提升一下思想高度”才算完。

前头那些笑话，好像就是为了衔接后面那段感人和说教的内容打的底子。

一家人闹得天翻地覆，最终大多还能归于和睦，硬扯着“包饺子”来解疙瘩；职场上的明争暗斗，收场总会变成彼此理解、携手共前行。

观众的脚趾都紧缩得不行了，尴尬得不敢动弹，只能无奈地等着下一场表演开始。

更让人心疼的是原创力真的枯竭了。当春晚的舞台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出那些在短视频平台上早已过时的热梗，它也就彻底失去了作为“梗的源头”的光彩，变成了“梗的搬运工”。

节目的态度不再调侃现实，也不 pointed 直指社会问题，因为那些真正有劲头的创作，往往都伴随着一些风险和挑战。

因此，创作者们就走了最保险的路子——用网络流行语拼凑出一个看起来挺时髦，实际上毫无新意的作品。

从热火朝天的节目征集，到一次次曝光的彩排内幕，春晚的宣传期越来越拉长，观众们的期待也跟着越堆越高。

当天夜幕一落，大家迎来的一场晚会，既精心安排又井然有序，可说是漂亮得让人舒服，却怎么也谈不上精彩，真是平平淡淡的一场盛宴。

那种感觉，就像拼了半天的劲，最终却发现不过如此。

这种巨大的落空感，忍不住让人想着那个佳作不断、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

说到春晚的小品，陈佩斯绝对算得上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

正是他们两个，把“小品”这个艺术表现形式，从那不起眼的小角落给搬到了千万观众关注的焦点上。

在1984年，有一个光头朋友和一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他们合作带来了《吃面条》。

没实物，就靠表演抓人眼球。陈佩斯拿着空碗，从一开始的快嘴快舌，到后来痛苦不堪，完美展现了演员被导演不停折腾的尴尬境地。

那种完全靠肢体动作和表情来撑起的喜剧，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

从那时起，《主角与配角》里那个不像“八路”的“叛徒”，以及《警察与小偷》中真假警察身份错乱的桥段，变成了几代人心中共同的搞笑回忆。

那时候的辉煌嘛，也夹杂着挺大的压力和一些难以掌控的危险。

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可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亮相了。

演出中，朱时茂的话筒忽然没反应，没有发出任何声。

在那会儿的直播时代，这可算得上一件能搞垮一个节目的大事了。

两人之间那种像肌肉记忆一样的默契，让朱时茂靠近陈佩斯时，借了他的麦克风把表演给做完了，观众几乎没注意到这点。

下了舞台以后，那种心头沉重的恐惧感，简直让他们忍不住相互抱头痛哭。

陈佩斯在之后的采访里透露，那会儿春晚后台的氛围也是让他觉得挺难受的。

为了不让自己的点子被扒窃，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都得提防身边的人。

让他感觉更难接受的是，节目组竟然在观众席安排了“职业观众”来带动笑声。

对一个渴望得到真心回应的创作者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打击。

他没法确认观众的笑声到底是真心还是人为的，这事儿就挺影响他的表演节奏，也让他对作品的感受迷糊了。

当创作的空间和尊严受到困扰时，离开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决定。

陈佩斯一走，赵本山就接过了“小品王”的旗帜，一路接棒传承。

从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起，“白云黑土”系列拉开了赵本山的黄金时代序幕。

他善于从最真实的农村生活中获取素材，把农民的机智、朴实和幽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卖拐》三部曲把那个“大神忽悠”的人物描写得惟妙惟肖，瞬间炸开了锅，掀起了全民模仿的潮流。

在《不差钱》里，他甘心当个配角，一句“我这辈子最不差的就是钱”不仅让徒弟小沈阳一炮而红，也把“不差钱”这个词带火了，成了那年的火爆热词。

赵本山的小品，说到底，关键还是搞笑。

可随着春晚的改版，节目得讲得更有“教育意义”和“国际化眼界”，这和赵本山的创作想法就碰得挺厉害。

他觉得，为了搞教育牺牲了作品的娱乐效果，反过来就不对了。

春晚就像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从创意到排练再到最后的直播，几个月下来，大家都像被拉紧的弦一样紧绷着。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把他的身体搞得很是透支。

2009年，赵本山因为脑溢血住了医院，之后身体的状况就变得差了不少。

当创作的乐趣被各种限制压得喘不过气来，身体的警示声也一次次响起，放弃那个曾经让他荣耀满满的舞台，就成了一个既无奈又理智的选择。

而另一位春晚的“钉子户”冯巩，则象征着一种温馨的陪伴。

每年春晚准时必有一句“我想死你们了！”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习惯。

就像平常的打招呼一样，立马让人感觉跟观众更亲近了。

从早期的相声《五官争功》到后来的一系列小品，冯巩的作品一直紧扣社会热点，用幽默的表达方式讲述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点滴。

他的表演既温和又带点辛辣，总能让人在笑声中不经意间想到一些事情。

随着岁数大了，那种彻夜不停的排练对他来说，早已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更关键的是，作为曲艺圈的领头羊，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年轻一代开路，把宝贵的机会留给那些更有朝气的新晋演员。

他转身的姿态带着一种“事了拂衣去”的洒脱，以及对行业未来满满的期待。

陈佩斯因为坚持创作的尊严，选择了离开；赵本山则因为理念不合加上身体情况，没有办法继续，退下来；冯巩为了把传统传承下去，主动让位，让这段江湖故事得以延续。

他们的告别，乍看像是个人的决定，其实也反映出春晚一路走来的轨迹。

他们走的那个时代，对原创和讽刺的包容度特别高；而他们留下的，则是一道对艺术怀着纯粹热爱、执着追求的身影。

现在的春晚，灯光亮得更耀眼，舞台也更宏伟，明星阵容也更庞大。

当流量的浪潮涌起时，我们告别的，可能不只是几位艺人，而是那个真实、朴实、充满活力的春晚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