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蓉 潘璐 通讯员 李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张凯丽谈及网红儿童时直言：“儿童过早进入‘名利场’并不合适，应以好好学习、打好基础为重。”

近年来，“晒娃”愈发成为不少博主的流量密码，“网红儿童”频现。从“瑶一瑶小肉包”到“小马云”范小勤，从吃播“佩琪”到童模妞妞，在巨大的商机诱惑下，“晒娃”与“啃娃”的界限已然模糊。

无防护冒险、镜头前疯狂进食、浓妆艳抹摆拍成人化动作……当童真成为“变现”的土壤，流量裹挟下，维护“网红儿童”的权益成为一道难题。

“变现”的童年

谁是下一个

“摔倒”的“网红儿童”

拥有两千多万粉丝的短视频账号“瑶一瑶小肉包”自陷入摆拍风波后，已停更一个月。这个账号的主角是一个刚满四岁的女孩。

2月11日，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中，瑶瑶被一个男孩绊倒，哭得五官纠在一起，视频里还传出其母亲的笑声。有网民质疑，该视频疑似瑶瑶母亲为了流量故意摆拍。

这不是第一个“摔倒”的网红儿童。“小马云”范小勤在走红后辍学，频繁走秀商演，被网红经纪公司接走又送回，“钱钱钱”成为他的口头语。3岁70斤、体重严重超标的“小佩琪”，在镜头前被提供各种高热量的食物，在“不敢带出门，怕异样眼光”的视频标题下，成为猎奇的噱头。3岁的童模妞妞因不配合拍摄被母亲当众踢踹。

当孩子的天真烂漫被当作流量与金钱的土壤，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被打造为视频的爆点，他们的童年已经变成可供消费的商品。

从早到晚档期排满，一天跑三四个通告……两三岁起，郭逍遥就习惯了镜头前的生活。在某社交平台上，账号“杭州伢儿郭逍遥”有近万粉丝，自2020年起定期发布遛娃的图文或视频，而其中大多数有软广植入。“当时，发一篇图文赚500元，后来涨到1000元，现在商业报价通常是粉丝量的10%。”母亲俞女士说。

由于收入可观，俞女士一度想培养儿子走童星的路。为此，她带着两三岁的儿子一天赶场三四个地方，给他报声乐和朗诵培训班，去电视台录制节目……

然而，高强度的商业活动让儿子频频生病发烧。“我们能不能不接广告了，我就在家待一天什么都不做，可以吗？”儿子的话让俞女士感到心疼又自责，在丈夫和父母的反对中，她开始逐渐意识到，儿子并不喜欢这条路，自己差点把他的童年变成赚钱的牺牲品。

随着儿子升入小学，俞女士逐渐放缓账号更新频率，不再把它当作赚钱工具，变得“佛系”，“即使接单，我也会认真筛选，让儿子选择自己喜欢的。”

消逝的童真

走上了产业链的“网红儿童”

如今，回看带儿子走过的这段“网红”路，俞女士庆幸自己的浅尝辄止。

她身边有不少仍狂热地奔波在这条路上的家庭，可她也看见，有不少“网红儿童”眼睛中的光亮正逐渐消失。

4年前，第一次见到丽丽（化名）时，这个闪着大眼睛的四五岁女孩让俞女士印象深刻，“她的眼睛闪闪亮亮的，软萌可爱。”后来，她也常在各类商业活动中遇见丽丽，“她妈妈是淘宝模特，商机多，经常给孩子请假不去上学。孩子每天排满档期，拍完一场就急匆匆赶去下一场。”在俞女士看来，丽丽已经成为小童星，“做了淘宝童装模特，上了芒果台综艺节目，算是圈子里混得比较好的。”

去年，俞女士再次见到丽丽时，女孩却变得表情麻木，一脸疲态，“只有开机拍摄时，她立马对着镜头露出职业笑容，一副职业打工人的样子，但感觉已经没有孩子本身的童真了。”

为了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浪潮中留住热度，儿童原本的样貌已被淹没。潮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有近14万粉丝的“网红儿童”账号发布的视频中，7岁的女童留着韩系短发，画着长长的眼线和卧蚕，穿着低胸V领针织衫，睁大戴着美瞳的眼睛向镜头送去飞吻，卷翘的假睫毛在慢镜头回放下显得更加清晰。

部分裸露的身体、美颜和妆容、迷你短裙裤和露腰装……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广播影视系主任侯婧研究发现，这些元素频繁地出现在一些以儿童为主角拍摄的短视频中，让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然而，儿童不清楚这些元素的含义，只是通过模仿、扮演来增加视频的点击量，无意识地成了成人化内容的载体。“平台评论信息庞杂，孩子很难得到准确的评价，难以建立起全面的自我认知，容易产生心理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

看似分享生活的镜头，实则是对儿童成长自由的剥夺。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隐私空间被不断打破，被裹挟着走上了童星的产业链。

“儿童处在自我意识缺乏的阶段，出演这类挑战道德底线的剧情会影响孩子人格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形成。”熊丙奇说。

异化的亲情

名利场带来的多重困境何解

从声量巨大的网络名利场走到现实生活时，“网红儿童”面临的是多重困境。

杭州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促进）中心主任王奕權说，过早接触商业工作会让儿童变得超出应有心理年龄的成熟，“一开始，同学可能觉得他好厉害，但后面他会被大家排斥，因为他长期不在学校，和同龄学生缺乏互动。可在成人世界，他也达不到成年人的成熟，交不到朋友，往往内心孤独。”

当父母的亲吻与拥抱裹挟着利益，当孩童为换取关爱或奖励而出镜表演，亲情也逐渐被消磨和异化。

“‘网红儿童’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觉得自己被父母支配，不愿再看以前的视频，觉得自己被丑化了，由此产生严重的逆反情绪，对亲子关系也会产生影响。”熊丙奇观察到，在流量迅速“变现”的诱惑下，“网红儿童”成为多方牟利的手段，他们的身心健康反而被部分家长所忽视。

王奕權更担心的是，一旦儿童把做网红视为唯一的人生方向，丧失学习动力，对他未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可能带来不良影响。近几年，在王奕權接触的厌学儿童中，怀有“网红梦”的越来越多，“从小学生到初中生，他们很早就被网络灌输了一种‘学习无用论’，拒绝上学，天天在家拍视频、搞直播。”

当部分家长变成“啃小族”，透支孩子的童年，甚至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晒娃和牟利的边界在哪里？

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在视频的创作过程中，应当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尊重未成年人是否拍视频的意愿。”

如何给长期处在镜头下的“网红儿童”系上安全带？张全认为，平台需承担重要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网红儿童’账号大多由成年人运营，这要求平台对这类账号发布的视频做到重点监管，如发现不适宜的视频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删除。同时，对于已经出现的利用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作为牟利手段的账号应予以限制使用，并及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