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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首先，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两方面。在欧洲，少数国家实行两党制（如英国），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相比于两党制，多党制为新兴政党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多党制体系下，单一政党往往无法赢得多数议席获得单独执政资格，常常是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使得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能够长存，这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得以兴起和延续的根本制度保障。此外，由于多党制国家往往奉行比例代表制，这就使得主流政党难以垄断议席，议会的席位分配更能直接反映政党的实力对比和选民诉求，有利于新兴政党初期的发展。尽管不少欧洲国家为限制政党意见的离心化而设置了进入议会的得票门槛（比如德国的“5%门槛”），但整体来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经过长年稳步发展已经突破这一门槛，并且有效争夺了主流政党的席位，使得主流政党地位相对下降，右翼民粹政党地位上升。更为关键的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打破了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的传统。由于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大存在，意识形态一致的主流政党联盟很难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结果，主流政党被迫与右翼民粹政党联合执政。由此可见，欧洲国家设置得票门槛这一选举规则的初衷是限制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但昔日的限制作用已转变为激励作用，原因在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遵守选举规则证明了其进入议会的正当性，并获得了与主流政党同台竞技的资格，而且无须担心尚未跨越得票门槛的激进小党分散其选票，反而产生了右翼民粹政党的集约效应。所以，在跨越得票门槛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目标从进入议会变为扩大议会席位，这促使其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以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也有不少学者和律师指出，一审稿和二审稿都未将当事人被拘留期间可委托亲属聘请律师规定在内，而且也都维持了“起诉不停止拘留”的原则性规定，对于是否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公安机关也仍旧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这就使行政拘留的执行保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推进。,1965年，17岁的鲁哈尼在伊朗各地旅行，发表演讲抨击巴列维王朝统治，他因此被捕数次（父亲被捕超过20次），并被禁止公开发表演讲。,他自小早熟，学习成绩优异，是这个家族里首位考上大学的成员，拥有利兹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民法学研究生学历。不仅如此，他还早早流露出从政兴趣，在这个传统左翼社区，耳濡目染的都是劳工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16岁就加入了工党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曾自称“素食习惯和‘社会主义者’身份是我始终不变的两大原则”。大学毕业后，他还参与编辑了一本著名的左翼杂志《社会主义替代品》（Socialist Alternatives）。,需要指出，这一正在发生的重要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也是既有研究中相对缺失的内容。鉴于右翼民粹政党在当前欧洲政坛中扮演着愈发突出的角色，其新动向对欧洲政治格局演变至关重要，加之既有研究已难以充分解释当前形势，对“去激进化”现象展开深入探究十分必要。因此，本文聚焦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尝试回答三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为何会出现“去激进化”的趋向？即挖掘其因果机制；其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迹象有哪些？即阐述其行为表现；再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趋向对欧洲政治生态有何改观？即分析其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