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还记得纪录片《二十二》？

这部电影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为主要观察对象，记录了她们的日常生活。

电影在2017年上映，但其实早在2015年10月，该片就已经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只是各大公司跟媒体却并不看好这部片子，使得发行经费不够，迟迟无法上映。

“没有意义”是大家当时对它的共同评价。

可是电影上映之后却惊呆了所有人。

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8.6分，影片票房更是一举拿下了1.5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不久前李美金老人去世，《二十二》的官方账号发出悼念帖，并宣布：

至此，片中所有的老人都已全部去世。

于是在时隔六年之后，这部纪录片再次得到热议。

今天，我们就讨论讨论《二十二》的“意义”。

什么是一部片子的意义？

至少对于记录“慰安妇幸存者”这样的影片而言，它必须传递传递出愤怒、悲伤，让观众义愤填膺——这是许多公司和媒体们在一开始否定《二十二》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二十二》所记录的这个群体而言，“悲伤和愤怒”恰恰是她们的故事所最不缺乏的东西。

李美金在讲述那段往事时，她说：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呀。”

但日军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孩子放过她。

在李美金16岁那年，日军来到她的村庄。男的要么杀死要么去当劳工，年轻的妇女则晚上当慰安妇被迫给日本军官提供服务，白天也跟男人一样去当劳工。

可即便如此，挨打和折磨依旧是常事。

被侵害的期间，李美金曾看见同村一个女人被活活折磨死。

“可怜的女人头发散着，光光的身子上发着寒光，我差点吓死过去。”

毛银梅被问及过去的时候，她说：

“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毛银梅本是韩国人，1945年年初，还在韩国农村生活着的毛银梅被日本人以“务工”的名义欺骗至武汉慰安所成为一名慰安妇，从此开启了一段黑暗的人生。

在那个地方，毛银梅遭到了日本人昼夜无休的轮番蹂躏。

于是同年8月，抱着“逃走被抓是死、留下来也是死”的想法，毛银梅偷偷逃离了那个人间地狱。

但侥幸逃脱后，那些过往依旧在她身上留下了烙印：

毛银梅一直被病痛折磨，后来她甚至因为严重的妇科病不得不切除子宫，致使终生没有怀孕。

黄有良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

“希望我闭眼前，能讨回公道”。

日军欠她的何止一个公道？

1941年，日军侵略至黄有良的家乡，14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遭到日军侵犯，随后被抓进慰安所两年。

因为这段过去被所有人知道，黄有良只得找一个患了麻风病的男人结婚，但即便如此，丈夫依旧看不起她，甚至连亲生的孩子都对她有微词。

黄有良曾告诉记者——

“由于我有这段经历，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不清楚，背后议论……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资料里她们的记载往往只是廖廖的几句话，可这几句话里的悲伤和愤怒却可以穿透时间和空间，即便数十年、数百年之后，也能给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当头一棒。

所以，《二十二》这部片子真的缺所谓的意义吗？

绝不。

这部片子的背后是一个群体的血泪史，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录，更是一部讲述着日本人丧心病狂过去的铁证！

它的意义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重大。

然而《二十二》在起初，的确因为所谓的“没有意义”，险些就无法上映。

毕竟这的确拍得实在不像是一个慰安妇制度幸存者的影片。

比起传递愤怒、悲伤，导演记录的画面更像是一种琐碎平淡的生活，观众甚至还可以从中品出一种悠哉的情绪。

毛银梅的晚年，是孩子绕膝的闲适。

毛银梅虽然不能生育，她收养的女孩却拿她当亲生母亲，现在也跟她一起生活着，一家人其乐融融。

毛银梅的女儿说她就认一条真理：毛银梅收养自己、对自己好，那么自己也该对她好。

在导演记录的镜头里，毛银梅习惯坐在大门右侧的椅子上，左侧的椅子则归几个玩闹的小孩，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会闹到她这边，随手把手上的玩具递给她。

因为天冷的缘故，毛银梅做不了事，担心麻烦到女儿的她还会说自己“废了，活长了，没有用”。

另一旁的女儿却一笑说“你会唱歌嘛”。

于是，不久前还在埋怨自己的老人转头便唱起了《阿里郎》。

歌声悠悠，日子绵长。毛银梅的前半生狰狞，但走过大半人生后的她岁月静好。

林爱兰的晚年，则是对峥嵘岁月的追念。

她曾经也被强迫为慰安妇，但她记忆更深的是自己曾经作为士兵、对抗鬼子的时光。

每当说到这个话题，满头银丝的她就会精神抖擞起来。

她说当年的辉煌，第一次打战的时候就杀死了两个鬼子；

她也说当年的惊险，有一次被子弹擦头而过，差点就牺牲了。

林爱兰最宝贝的还是她得到的“抗日胜利60周年”的奖章，她每天都要拿出来看，然后反复摩挲着这块奖章，就像摩挲着当年的青春。

在大众眼里，林爱兰的标签是慰安妇，但在林爱兰眼里，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

她有过痛苦，但更多的是灿烂过往，即便那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但曾经的那份光辉也依然能延续照耀着数十年后的自己，让她余生充满慰藉。

在《二十二》里还有其它老人，她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恬静生活。

镜头扫至山西太行山时，李爱连正在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在饭点都会凑过来找她。

李爱连告诉媳妇，那只腰变粗了的猫，应该是要生了。

镜头扫至海南农村时，李美金跟同村其它老人在榕树下乘凉，她儿女双全，孩子都在外面安了家。

李美金说她很知足，儿女幸福，就是她的快乐。

很多人眼里的慰安妇，应该是不安、悲怆、痛苦的一生，但《二十二》还原了一种更为真实的人生。

那就是，人不会被永远困囿于一处低谷，时间会往前走，人也是。

她们是受害者、是军人，但回到最纯粹的本质，当她们站在生活面前，她们都只是一个个的普通人。

至于所谓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不该存在的概念。

因为慰安妇不需要用“愤怒、悲伤”的余生来证明她自己。

可以用她们的过往来谴责日本，但她们的余生是为自己而活。

受害者们选择“没有意义”的平淡人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加害者呢？

他们企图用“没有意义”来否定意义、否定事实！

在各地的慰安妇们的血泪控诉中，日本从未亲口道歉。

对菲律宾，日本阻挠当地的“慰安妇”纪念雕像落地，污蔑那些妇女是“自愿卖淫”；

对韩国，他们用《韩日慰安妇协议》来模糊对韩国妇女犯下的错。

甚至于在日本本土，他们也在《广辞苑》上说：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军官的女人。

在中国，也曾经有这样一场让人揪心的官司。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

在法庭上，老人将自己伤疤扒开给所有人看，但这一切换来的是没有意义的结果。

2010年三审结束，中国原告败诉。

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

多么可恨又可笑的理由。

然而就是这个理由，堵住了那些饱受压迫的妇女们的嘴。

七年后，黄有良在家中遗憾去世。

至此，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也离开了——日本也终于从死不认错，变成了死无对证。

可人会消失，历史不会。

历史就在那里，日本可以否定、美化、甚至欺骗，但终有人来到这段历史面前，擦去它脸上用来粉饰和平的浓艳妆容，露出它最本质的样子。

譬如《二十二》。

它不够愤怒、不够悲伤。

但它就用恬静的画面、犀利的立场成为了又一个指认那段历史的铁证。

镜头里，老人们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你要是问起过去，他们依旧可以准确地还原每一个细节，甚至她们的身体就是证据，林爱兰残废了的腿，毛银梅被切除的子宫……

用这部电影来记录受害者的人生，再用这部电影去等待加害者的一个道歉，这或许就是《二十二》看不见的意义。

它会百年、千年地在那里，直到那句“对不起”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