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通讯员 任海虹

“曾记盈盈秋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在风景如画的广州城西荔枝湾畔，一所始建于1899年的“柔济医院”已在此矗立逾百年光阴。

1899年，美国女医生、医学博士富马利，带着两名华人助手，在广州西关存善大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广东女医学堂”及其附属赠医所——“柔济医院”，也就是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简称“广医三院”）的前身。

清末民初的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都市，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郁的商业氛围，成为西医东渐的最佳落脚点。从伯驾到嘉约翰再到富马利，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传教士，带着先进的医学观念，在广州开设医院诊治病人、创办医学院校、翻译医学书籍，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在客观上带来了身体、疾病、女性等知识或观念的启蒙，为中西医学交流搭建了桥梁，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4年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该书的出版，让富马利在岭南地区生活、行医、著述的经历，逐渐从历史的深处走向公众视野，她的遗泽也日益为今天生活在羊城的人们所知。尘封的史料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历史的窗户，亦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第一位医学女博士”初抵广州

穿过时敏桥，沿着多宝路步行约80米，就来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正门。尽管医院的大部分建筑因重建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榕树掩映下的近百年红砖旧楼林护堂里，镶嵌在墙壁上的铁质雕塑、垂脊的脊兽上“十”字造型图案，依旧见证着这所医院的厚重历史。

站在医院门口，看着络绎不绝前来就医的市民、患者，很难想象在1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泥泞的“猪村”，直到富马利医生的到来。

“富马利于1854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阿什兰。188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译者之一、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杨智文介绍，富马利乘坐“东京号”客轮途经日本、中国香港，于1884年抵达广州。

19世纪末段，西医在广州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官民中建立了一定威望。一来到广州，富马利就应邀前往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医院博济医院参与一些重要手术，还见到了这间医院的开创者嘉约翰医生。富马利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她的见闻和感受：“医院大约能容纳300名病人，对那些无法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全部免费。这些年，超过2万名门诊病人在这里得到治疗，有2000多场手术在这所医院里完成。”

富马利很快投身于博济医院的工作中，成为嘉约翰医生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从1897年起担任医院妇孺病房的负责人。博济医院妇孺病房是广州最早的妇产科，在这里的工作经历让富马利痛感本地产妇需要更多的女医生。

据杨智文介绍，1885年9月，富马利曾被安排前往广西桂平行医，但是当地一场民间动乱不仅让她新建的医院付之一炬，还险些危及性命。她切身感到，跟相对封闭的广西相比，广州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民众对西医接受程度也更高，于是选择了回归。此后，富马利陆续在广州创办夏葛女医学堂、柔济妇孺医院和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对中国妇产科和女医群体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泥泞土地上的医院“原点”

走进广医三院院史馆，120多年艰辛壮阔的历史浓缩在精心布置的展陈中。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当年富马利所说的‘猪村’，也是我们医院的原点。”曾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的陈安薇医生，站在富马利的照片旁，详细介绍了这所医院创办时的情形。

1892年，富马利在西关存善大街开设诊所，并开始带教博济医院的医学生。19世纪末的广州已是一座拥有将近90万人口的繁荣的大城市，但是提供西医医疗服务的医院很少。鉴于此，富马利打算用筹集到的2500美元建立一所培养女医生以及专为女子提供医疗的医院。

寻找院址时，绝大多数土地的售价超出了富马利的预算，她不得不往郊区找，走到当时广州的最西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片开阔的土地，有200头猪正在泥泞里，北边的河流上架设了一些矮小的棚屋。”富马利在日记中写道，并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猪村”。

1899年10月，富马利及其兄长在“猪村”买下一块地皮，开始建房。自此，广东女医学堂扎根在这片土地，富马利和余美德、施梅卿两位华人助手，以及5名女学生在此诊病授课。1902年4月，富马利又在这片土地上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柔济妇孺医院。该医院的建设，无论是采光、通风还是各种设备都是按照最现代的标准配置。

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记载，1902年4月23日，柔济妇孺医院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和命名典礼。美国驻广州领事麦伟德任典礼主席，受邀出席的宾客有清政府的将军，广东省布政司、南海县与番禺县县令等高官及广雅书院院长、各教会代表等众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一份香港的日报在当日报道中称：“对于广州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

柔济妇孺医院以妇产科为主，技术蜚声在外。1910年，医院有300多名住院病人，产科方面已能实施产钳助产术、死胎穿颅术、臀位牵引助产术等多种手术；到1914年，住院病人已增至600多人。该院产科采用新式接生法，大大减低了产妇难产的风险，为推动中国助产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的一些军政人员内眷率先接受西医接生法，进一步推动了西医在广州乃至中国的落地与发展。

院、校联手培养中国女医师

由于收到夏葛先生的捐赠而建造了新建筑，广东女医学堂更名为夏葛女医学堂。有了学堂和医院，富马利决定培养一批护士，并创办了端拿女子护士学校。她亲自担任教师，为学生们讲授最前沿的医学理论和护理技术，并悉心指导她们进行临床实习。

“大多数女性的无知、羞怯和与世隔离，为女医生在中国开启一个广阔的领域……”富马利写下的这段话，正是她接连创办妇孺医院、女医学堂和护士学校的动机与初衷。

1902年，富马利最初的5名女徒中，苏恩爱和黄雪贞达到了毕业要求，成为夏葛女医学堂的首届毕业生。1904年，罗秀云、梁友慈、张星佩等三人也毕业了。随着夏葛女医学堂影响力的扩展，前来报考的女性越来越多。到1910年，在校女生增加到40多人，教员也增加到了10人。

学员中最知名的女医之一便是罗秀云。在院史馆展出的一张陈旧发黄的照片，清晰地记录了罗秀云当年手术的高光时刻。照片拍摄于1914年，是罗秀云和富马利、夏马大博士等人为一位患有巨大卵巢囊肿的患者进行手术前的合照。同年，她为另一位患者切除的47公斤盆腔肿物，被制成标本送往南京展览，引起轰动。可见罗秀云作为一名中国女医生的实力与自信。

西医东渐从广州辐射全国

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广州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标。这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接触西医的城市之一，更是西医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场所。

早在1805年，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便来到广州，来自英国的他将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引入中国。英国人合信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西药书籍的传教士，他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述了近代以来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译著，包括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及妇婴卫生等多种内容，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

1835年11月，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式医院——眼科医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候诊室、诊室、配药室、留医室一应俱全。最初，眼科医局主要治疗眼疾，但很快扩展到其他医疗领域。伯驾创下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多个纪录，如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次引用乙醚麻醉和氯仿麻醉、中国近代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等。

继伯驾之后，嘉约翰（John Kerr）于19世纪中叶来到广州，并在此地开展了47年的医学活动。嘉约翰先后创办了博济医院、博济医学堂和惠爱精神病医院，编译医学书籍34种，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

广州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医的城市，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岭南地区，还辐射到了全国各地。西式医院从广州向岭南以外地区辐射至上海、北京、厦门、宁波、长沙等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诊疗疾病的重要途径。

“中式西医”落地生花

1905年，曾在夏葛女医学堂任教的张竹君毕业于博济医学堂，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中西医学院；1908年，博济医院的毕业生梁培基、叶芳圃等人，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华人自办的西医学校广东光华医社；1908年，梁乾初医生带领一些学生建立了两粤医学堂。

除了这些知名学校外，各乡镇由中国人创办的西医诊所也纷纷开起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南大地乃至中华大地上，治病救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系副主任李计筹指出，1930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中国人开始接管教会医院，中国政府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董事会到医生，逐渐由中国人代替外国人，医疗传教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开始了“中式西医”的发展历程。

1931年，夏葛医学院及其附属柔济医院成立了以王怀乐为主任的院务委员会，开创了华人自办医院的新局面。1936年7月，夏葛医学院归并到岭南大学，与博济医院筹备组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据记载，至1936年并入岭南大学，夏葛医学院共毕业二十八届学生，培养300多名现代医学人才，其中女医生200多名。她们传道授业、悬壶济世，足迹遍布全国。这些毕业生，将夏葛医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影响带出广东，为推动国内其他地区西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富马利一手创办的柔济医院也在持续发挥其影响力。这所医院后来发展成为广医三院，设立妇产科研究所，其妇产科医疗水平名闻遐迩。上世纪80年代末，广医三院接连诞生了广东省第一、第二例，全国第三例的试管婴儿。

博济医院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后几经更名、发展，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作为博济医院的延续。这些老牌医院仍然是广州以及整个中国医疗领域内的重要支柱，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此外，广州的医学教育和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校在医学教育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为全国乃至全球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访谈

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医学发源地

陈安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副院长、内科医师）

羊城晚报：您也是《富马利中国见闻录》的译者之一，在翻译过程中你们有哪些重要的史料发现？

陈安薇：其间我们纠正了许多原来的看法。比如关于女医学堂的前身“赠医所”成立的时间还可以往前推——之前，我们考证到的时间是1899年12月12日，但是根据整理搜集富马利日记和相关资料，现在发现至少可以往前推两到七年，因为她设在西关存善大街的诊所是1892年设立的。

羊城晚报：富马利在中国一直执着于服务女性群体，也是她的一大功绩。

陈安薇：当时的美国正好处于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后期，所以富马利对这个领域特别关注。富马利创办的一系列医疗教育机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此类学校，不仅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为中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拓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中国第一代女医人才成长的过程中，它们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

羊城晚报：20世纪初，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西医院，而广州已经有好几所，您如何看待广州对于中国西医发展的贡献？

陈安薇：广州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广州的开放和国际化环境，为现代医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广州在培养西医人才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广东人黄宽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的经历象征着中国人在西方医学教育中的突破。这种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为中国西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

可以说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医学发源地。在西医史上，广州创下多个第一，很多西医技术基本都是在广州落脚，再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无数个“第一”交汇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新篇章。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时广州的西医这么发达？这种影响力延续至今吗？

陈安薇：我觉得跟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参与海丝贸易，不可避免要长时间坐船，容易导致不适甚至罹患疾病。广州十三行那些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需要有医生，这些病人的病情需要紧急处理，没办法适应中医的治疗方式。西方商人因此会带一些医生过来，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考虑，而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天时地利的优势加在一起，才能涵养出一个如此适合西医的环境。

目前，广州和广东医疗界的各个专科在国内都有相当地位。例如我们广医三院的妇产科研究所在国内享有盛誉；除了省部属医院外，广州市属的呼吸病研究所、脑科医院，红会医院的创伤研究中心、市妇幼医院等，都在上百年的悠久历史根基上得到长足发展。

延伸

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省港名医黄省三

黄省三是近现代著名中医学家，1882年生于广州番禺化龙镇，至1965年逝世，一生行医65年。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是中国倡导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行者，在肾炎、肺结核、急性阑尾炎、流感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成就。在他逝世公祭时，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

幼年时，黄省三随做乡村医生的父亲学医。12岁丧父后，他一边做杂工维持生计，一边苦读中医学名著。1910年，黄省三来到广州，在地处繁华市中心的南关西横街（今北京南路旁）开设“黄崇本堂”医寓行医。因社会动荡，1924年，黄省三前往香港继续设馆行医。

这时的中医大多墨守成规。好学的黄省三却开始接触外国医学，他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化验、实验等科技手段的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比中医更令人信服，而诊治方法一直较模糊的中医在发展数千年后即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中西医应结合起来。

于是，黄省三开始研究西方医学理论，成为中西医结合学的先驱。当时，译制成中文的西方医学书籍很少。黄省三托人收集大量日文版的西医典籍，并苦学日文进行研读。他还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以取长补短。

黄省三以当时极新的西医科技手段对病症进行确诊，同时运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病，这使他的医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的治疗方面效果斐然，深受社会各界赞誉和同行的尊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省三从香港举家迁回广州，一时间轰动港九各界。年近古稀时，他总结其一生的行医经验，出版《肺结核实验新疗法》《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法》等十余种著作，被医学界奉为该领域必读著作。